尽管知道官场黑幕多，但正在审理的重庆贪官文强案还是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有权可以如此 有钱，做官可以如此“幸福”。

从媒体报道的庭审细节可以看出，有权时的文强算不上疯狂索贿，有些时候甚至算不上刻意索贿，他在法庭上谈 到有人拿钱请他给成都警方打招呼“捞人（放人）”时说，自己是个公安领导干部，不能违背原则，所以有人找他说情，自己拒绝了。

如果文强 还是司法局长或公安局副局长，他这番“拒绝说情”和“不能违背原则”的表白足以被描述成“先进事迹”，搞不好还成了领导干部反腐倡廉的典范。

但数额超过260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77万新元）的各路钱财却自然而然地、甚至难以抗拒地流归他和家人的名下。一个厅局级官员不用费多大周折就 能坐拥如此巨额的财富，真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做官更好赚钱。

文强敛财的几大法宝包括：帮人晋升、占干股、逢年过节过生日、乔迁新 居、出国考察等等。

所谓帮人晋升就是“卖官”。重庆市劳教局官员冉某想当单位政委，文强欲擒故纵，声称冉某不但上不去，还因在单位民主 测评分低可能下派，吓得冉某赶紧送给文强50万以保住位置。后来人们发现冉某的民主测评分居然名列前茅，是单位的“优秀干部”。这名“优秀干部”买官失败 只能怨他“遇人不淑”，但潜规则是不能不遵守的。

“占干股”就更爽了，简直可以用“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来形容。据检察机关指控， 文强儿子的干妈周红梅将自己经营的重庆吉鑫装饰有限公司35%的股份白送给文强夫妇，从1996年至2007年，周红梅先后给没有出一分钱的“股东”文强 夫妇“分红”162万多元。

逢年过节过生日往往也是官员们“丰收”的时刻。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文强夫妇收钱收礼收到手软，据文强夫人 周晓亚的粗略统计，每年仅过春节收到的现金就高达几十万。

此外，乔迁新居、出国考察也是来钱的好机会。外地到重庆做生意的曾某向检方证 实，有一次文强打电话给他说，自己搬家了，曾某隔两天就给文强送去了50万的乔迁新居费；得知文强要出国考察、文强的儿子要出国留学后，曾某也送去美金、 港币。从2001年至2007年，曾某共送给文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46万多万元。

坐在办公室

获“破案奖金”

其实，文强的敛财招数并无多少“创新”，在官场潜规则中甚至属于“正常活动”，与古时“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的传统套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倒是文强居然曾合法获得“破案奖金”40万元，有些令人诧异——不知身居高位、大腹便便的文强是 如何坐在办公室破案的，也不知那些在一线与罪犯斗智斗勇的警察作何感想。文强的“破案奖金”自然由上级部门颁发，如果文强没有出事，这些“奖金”可能都是 “机密”，不仅不足为外人道，恐怕连具体办案警察也无从知晓。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根据检方统计，文强在1992年从巴县县委副书记 调入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前，有存款35万元，其妻存款有2万元。1992年，四川一名公务员的月工资不到200元，文强夫妇的37万元相当于两人不吃不 喝70多年的工资。这说明文强早在当重庆公安局副局长之前就有问题，但这些问题显然并不妨碍他的一路高升。

至于文强经常嫖娼，根本算不 上什么大事，顶多就是作风有问题。而对于现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作风问题”，公众都是有目共睹，用不着大惊小怪。

从根本 上说，文强的财富和“幸福”都来自于他官位和权力，要不为什么千军万马都去挤公务员这条独木桥？文强案活生生地让公众看到了公务员的“好处”，看到了官场 的种种潜规则，也看到了权力不受监督的阴暗。

同时，文强案也让公众再一次认识到，为什么监督权力是那么艰难，让官员财产公开是那么艰 难，让财政预算公开也是那么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应该感谢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风暴，感谢文强案的公开审理。人们可以在“长见识”的同 时，认真思考一下如何铲除文强之类官员赖以生存的土壤。

《东莞日报》上周刊登一张东莞铁路人员协助火车站乘客爬窗上车的照片，导致该站站长、书记双双被免职。

据报道，当天该趟列车仅在东莞东站停留四分钟，而要上车的乘客却超过1500人。

两名火车站领导被免职的消息引发巨大反响。有调查显示，近九成网民认为被免职的站长和书记冤枉，不少网民甚至赞扬帮乘客爬窗上车的列车 员，认为他们同情乘客，尽职尽责，时值春运特殊时期可以原谅。

广铁集团客运处处长黄欣在回应媒体时说，网民看到的只是照片上爬窗那一幕，却没有看到当时整个火车站秩序混乱的全貌，“爬窗只是表象， 组织不力才是站长（和书记）被免职的原因。”

广铁集团发言人谭小健则表示，站台工作人员发现乘客爬车窗，应该及时制止并正确引导，而不是助长这种危险行为；对于“1500名乘客四 分钟内很难准时上车”的说法，他认为，在安全问题上不能强调客观原因，站长和书记都知道将有1500名乘客，应该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引导乘客分车厢排队上 车。

这起事件的问题基本上出在火车停站时间只有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要1500名乘客上车，而且是带着很多行李回家过年的乘客，根本是“不 可能的任务”，要如何准备？站台工作人员硬着头皮帮助乘客爬窗上车，其实是情急下的无奈举动。

在一年一度的春运期间，广铁集团仍只安排火车在车站停留四分钟，显然也是组织不力，如果允许车站领导在特殊情况下宣布延长火车停站时 间，乘客只要知道火车会等他们，相信也不愿意这么狼狈地爬窗上车。

此外，中国铁路目前运载能力不足众所周知，也因为不足，才必须让这么多人挤上一班火车，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被免职的站长和书记是铁路 运载能力短缺的替罪羊，问题还是需要时间才能解决。

照片破坏了广铁集团的形象，而在中国每当有“不光彩”事件的发生，领导被问责“理所当然”。但问题是，领导被问责后，问题并未就此解 决。

东莞东站领导被免职后，其他火车站的站台工作人员相信再也不敢协助乘客爬窗上车，但若火车停站的时间不做适当的调整，所有乘客在短时间 内蜂拥至车门挤上车，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高，急着要回家的农民工和按规矩办事的站台工作人员恐怕也免不了发生冲突。

针对中国官场的问责制，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1+1》栏目曾披露：“一些官员明明被免职了，但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 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也有些官员，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再当起了官。”也就是说，问责制对一些官员来说，反而 是逃避责任的途径。

东莞是广东农民工的聚集地，东莞东站每年到了春运期间必定秩序大乱，该站两名领导现在被免职或许还是个解脱，“不可能的任务”就留给其 他人吧，他们可以留在家里希望单位今后安排更好、更轻松的差事给他们。

广铁集团在出现问题后反应迅速，在某种程度上值得赞赏。不过，反应迅速更应该用来实际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迅速地问责，即便东莞东站两名 领导有组织不力之处，也应该等到问题解决后或春运结束后才处理，半路更换领导，对东莞东站的运作未必最好。

nike，香港網界知名紅人，以BT做種子分享AV而聞名。自2003年出道以來，nike經常於P2Pzone (現稱Fdzone)、18p2p、tvbnow、mimip2p發放最新AV，憑超高畫質及驚人發貨量而聞名中、港、台、日。

據非正式統計，他全盛時期平均每天分享10GB影片，自稱每天發片量約8套，被網民賦予「AV大帝」、「nike大神」、「nike神」、「nike大大」等尊稱，不少日本AV BT網站亦有他的種子。

由於nike藏有異常大量的AV片子，部分種子的上傳時間甚至貼近或早於原碟發售日期，令外界對nike的身分議論紛紛。有人傳言nike受僱於海關，透過免費分享AV以打擊四仔店，堵截黑幫收入。亦有傳nike經常居住於日本，以預約的方式提早獲得影片，但nike從不透露其AV來源。
根據AV之神nike親自在mimip2p所說，他不喜歡別人在其上載的片中加上水印，「這些A片雖然我不是制片商不可叫作真正原創,但我的毎片DVD也是真金白銀買回來,你這樣去加上水印,等同做賊………..我也說太多了」
nike亦討厭網友不斷透過pm求片或詢問，甚至認為那是迫他離開的行為。
AV女優松島楓宣佈引退後，2007年6月20日，nike 於mimip2p 亦表示萌生去意，於主題「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中表示「我心愛的松島始終也要引退了，我也想引退了」。於各論壇引起軒然大波，不少網民均十分捨不得，希望其引退宣言不會成真。
有傳Nike於2007年8月3日，改名為Adidas於mimip2p中發表文章，該位Adidas其後在 AV 區中，發佈五套 AV SEED，令網民相信這是nike回歸後首次發佈AV 種子。

另外nike亦於fdzone中發表文章及AV種子，證實了他於2007年8月3日回歸。
2008年9月下旬伊始，中港網民意外發現nike分享的多粒AV種子，均內含一則名為「請求大家(脊骨側彎症)」的請求，原文如下：
「 請求大家(脊骨側彎症)

我的朋友在最近情况才得知自己患上一種症叫作(脊骨側彎症) 她在5年前已得知自己腰骨有問題、從背面看上去是側彎去右面、當時照X光已知側彎度是27度、今天可能已超過30度了, 而且她的腰骨更同時只可伸直不能彎腰,所以我相信情况已很嚴重,我想收集多些這病症的資料,大家身邊朋友如也不辛(幸)得此病症,麻煩大家可否方便email我交換一吓心得!!thank you!!
」

種子內的原文未有留下聯絡電郵，惟一些種子寄存網站、論壇，例如高登會員撩鬼囉命題為「Nike 神的請求?_??_??_??_??_??_??_??_??_?」的貼子，引述時卻有一個yahoo.com.hk電郵地址附在原文之末。留意nike的一些AV種子，則沒內含該則請求。

此則請求引起了網民的關心，也引出了連串的疑問：

* 這真的是nike發出的請求嗎？抑或另被人加插其內？
* 為什麼nike要以如此間接的方式收集病症資料？
* 照理病症問題可直接向醫生查詢，網上也能搜尋不少資料，有否必要向AV網民提出請求？
* 請求者心繫的該位女性朋友是誰？兩者屬何關係？
* 請求者真的是香港人？真的是nike的電郵地址？公開「.hk」的電郵地址是故意還是大意？

“她在朋友那里拿到了我的电话，就不停地打，我一接就挂断。”60岁的广东增城官员邱伙胜在法院上供证时表明，他深陷贪腐案与情妇并非主动，全属对方自动找上门来。

然而，在经过多次“骚扰”后，他终于在“好奇”心理的作用下，与这个后来成为他情妇的韩姓女子见面。在继后5个月的包养关系期间，两人开始了讨价还价式的财色角力。

邱伙胜供称，他给了她三次钱，第一次23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万7000新元），第二次50万元，第三次25万元。他说三次都是韩某索要的，理由是怀孕了，要到国外生孩子等。

于是，在1999年至2002年间，邱伙胜利用他担任增城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向市经贸委主任、政府副秘书长、刑警队长、公安局副政委等数人索要贿赂，共计105万元。事后，邱伙胜在职务变更等方面为上述人员谋取利益。

本案1月27日在广州中级法院审理时，数名行贿者称，邱伙胜在索贿时都泪流满面，托辞家中有急事或遭人勒索，没钱会“家破人亡”。

地方官因贪腐落马，在中国恐怕已不大算新闻了，但是邱伙胜案依然成为网民与各家媒体关注的热点，正是由于“情妇逼腐”、“含泪索贿”的情节太富有戏剧性。在消息见报后，邱伙胜并没有得到舆论的同情，而是招来不绝于耳的痛骂声，强调绝不能因为他有“流泪”情节就从轻发落。

彪悍的情妇，脆弱的官员——这大概是中国官场的独特现象。就在同一周，广东省盐务局原局长沈志强出庭受审时，也辩称是在情人的死缠烂打下才无奈索贿。据沈志强说，情妇要挟他收黑钱，否则就将他们的不正当关系曝光。此外，正式数据也证实，大凡贪腐官员背后都有情妇：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情妇的问题。据说，情妇已经成为侦查部门查案的突破口，只要找到了情人，一般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当然，一个官员拥有多名情妇，最终被“情妇团”扳倒的案子，社会也偶有所闻。

在中国报纸上读到这一类新闻，很难不感到啼笑皆非。它一方面凸显了反腐的苦心以及透明程度——将贪官、情妇以及行贿人都搞上法庭去受审，用他们的经历以警示官场衮衮诸公。另一方面，也感到反腐要靠情妇突破的无奈。

没有人能够强迫成年人维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此所谓“情妇逼腐”之说，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官员纷纷在“情妇门”上摔跤，却是凸显了官员平时即拥有很大的寻租、腐败空间与权力。情妇只是诱发他启动了机制，将潜在的权力化为实际的物质利益。

“红颜祸水”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古代故事中不断出现君王所谓的被“女色所迷”，导致祸国殃民结局的悲剧。事实上应该检讨的是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或少数人之手的制度之失，但是书写历史者往往将罪责归咎于女子。时至今日，“红颜祸水”的故事还继续上演，说明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权力分散、监督与制衡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成。

中国政府高层将腐败问题提高到“亡国亡党”的高度，对于反腐展示了高度的重视。而在遏制权力独大的方面，也形成一系列安排，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巡视等等，对于这套制度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年，贪官落马不少，似乎说明了反腐工作的成效；但官员“前腐后继”，又说明打击腐败仍需要形成制度的外部监督。这一年来，官方提倡网络反腐，设立举报网站，是鼓励外部监督的表现，但那只能击破个别案子。制度性的监督与制衡，仍需要切实推行财产公示制，发挥人大的问责作用，由此彰显当局整顿吏治的决心。

中国体育总局宣布免去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和副主任杨一民的一切职务，证实了中国足球“三巨头”（还有原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因涉及腐败问题而落马。

按照中共“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原则，南勇对外联络的“民间组织”头衔，虽是中国足协副主席（主席由体育总局局长担 任），但他最重要职务是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兼党组书记，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实际管理足球运动的“一把手”或“掌门人”。

中国男足在国际 赛成绩不佳，国内联赛又屡屡传出假球、黑哨、赌球、打架、吸毒、嫖娼等丑闻，让球迷和舆论深恶痛绝。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副主席习近平先后表态，希望中国足 球水平能提升之后，公安部责成辽宁省公安厅在去年8月25日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2002年，中国足坛也曾打黑扫假，但是由中国足协 “球员兼裁判”，自己查自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仅仅处理一个“黑哨龚建平”便草草收场。

内幕纷纷出笼

有30年刑事辩 护经验的律师岳成向新华社指出，南勇和杨一民被专案组“传讯”，是指他们肯定和案子有关系，因此公安机关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非来不可。而且他们是“接受 调查”而非“协助调查”。

“接受调查是查本人，协助调查是查别人。接受调查的潜台词很严厉，说明被调查的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中国媒体知道，当官方免除南勇等人职务，意味着他们被调查的腐败问题已经明确定性。于是在法院宣判罪名之前，各种之前不敢写也不能写的“内幕”纷纷出 笼，与他们联系到一起。

《重庆商报》揭发足协官员的“敛财之道”包括国字号球队主教练的选拔存在内定和暗箱操作，例如2002年南勇亲 赴欧洲选帅，直接敲定不在候选名单的阿里·汉。足协前翻译谢强也透露，花钱当国脚早已是足球圈的公开秘密。

从2003年西门子赞助中超 联赛400万美元之后，屡有传闻足协官员在与赞助商洽谈过程中饱私囊。圈内人都知道，就连国字号球队组织集训热身赛，到哪个地方打比赛，也成为足协官员讨 价还价的特权……

南勇去年接替从事田径科研出身的谢亚龙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时，媒体对中国足球终于由“内行人”掌管充满期待，不料新掌门 人却早早落马。

至于安徽足球员出身的杨一民，具备涉及联赛、技术、国家队、女子足球、裁判、注册和青少年足球等领域的经验，是中国足协 知识最丰富的干部。

不过，内行人虽熟悉业务，知道中国足球裹足不前的症结所在，却可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改革的阻力。当局这 次委任原本负责水上运动的韦迪接管足球，再次由“外行人”来领导，说明对足协中人缺乏信任。

这里又有另一问题：现有体制不变，韦迪会不 会变成另一个南勇？

这次公安介入调查撼动南勇这样的高官，展现“打老虎”的决心，有舆论呼吁参考新加坡模式建立防止腐败的长效机制。事 实上，《亚洲周刊》数年前曾倡议香港联赛扩大为中国足球第二联赛，接受港府廉政公署的监督，未来中国国家队员从中港两大联赛中选出。

南 勇被免职之后，媒体抛出“中国足球能否推倒重来”的话题。但如果没有创新的监督机制，中国足协管理层即便一再被推倒，中国足球依旧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不 堪一击。

近日有官方媒体消息披露，“数千家”地方驻京办（驻北京办事处）将在半年内因新出台的规定而被撤销，新闻在其他媒体上热炒几天后，官方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对外澄清其实将被撤销的驻京办“没有这么多”，但也没有进一步说明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细节。

“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是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理由。“数字有出入，现在还不方便透露”，是他针对实际有多少驻京办将被撤销的回应。

这样的说法让人感觉格外纳闷，同时也只能让人产生更多疑问。印象中，中国政府和高层有关“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话说了不少，然而在政务越来越公开的大方向下，为什么有关当局会愿意一方面证实一项新规定的出台，但另一方面却欲言又止？文件内容到底有什么“不方便”被披露？工作人员会有什么难言之隐？

除了继续猜测背后的原因，也许已经没有更好的解读方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的有关“明确规定”，至今依旧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下。

事实上，有关驻京办的存废以及其裁撤的级别和程度，涉及的不仅是技术细节，还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考量。也因为如此，任何信息上的模糊只会削弱民众对新规定有效性的信心。而如果说这次有关驻京办整治的信息披露，凸显了长久以来政府单位决策不够透明的问题，其另一面呈现的或许是政府在改革方面的迟疑和犹豫，也难怪民间对政府最新动作的实际效果有所怀疑。

驻京办所代表的制度缺陷和现实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媒体和民众的视野当中。“跑部钱进”、请客送礼、公费招待、伺候领导等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工作文化，都是长期被社会诟病的不良官场风气，积聚了许多民间的不满。

有关中央将大动作撤销显著数目的驻京办的消息曝光后，媒体上也陆续浮现许多不愿具名的各地驻京办工作人员对于新规定的看法。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说法，为个人行为操守辩护，并加以合理化驻京办存在的必要，包括一些看似合理的职能，如向中央争取在项目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及“维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即承担将来自本地的上访人员遣送回原籍地的任务。

然而正是这样的工作，反映了驻京办其实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现象，而不是驻京办本质的症结。驻京办的存在，其实直接体现的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和运行体制的系统缺陷。在信息化的时代，地方还必须有人常驻首都，亲自搜集信息和联系各中央部门，本身就不是一种进步的作风，而在地方政府和法律无法有效调解社会利益纠纷和矛盾的情况下，信访人员的部分管理责任也落在驻京办的身上。

从现实来看，这次针对驻京办的新管理办法，注定是一场无法彻底的改革。进三步，退两步，改革在踟蹰中前进，这或许也符合一般人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认知。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是一本研究中国网络监管、审查制度的专著，作者是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我是在看到胡泳的推荐后，立刻通过豆瓣购买了此书。
据本书介绍，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共有60余部，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不过这并不说明太多问题，因为中国官场通行的从来都不是显规则，或者说，规则从来都是可以商量、可以通融、可以寻租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吴思的这本书是理解中国官场，甚至国家防火墙的一把钥匙）。中国在网络监管、审查、过滤、屏蔽等技术和产品上的投入，以及在监管机构、人员上的配置，组织网络的细密程度，都称得上世界之最。
《我们的防火墙》的作者不是要去批判什么，而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如此如临大敌、劳民伤财、殚精竭虑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或者如作者所说，“以温良中道的‘和事老’立场，少批评，多理解；尽力实现情理辩证的‘公共修辞’。”
不过，直到读完“结语”，我仍然无法理解作者所阐述的那种“合理性”，以及作者看上去似乎比较欣赏的政府在网络监管方面的“政治智慧”。作为国家防火墙的一个观察者和被墙者，我承认我时常感到愤怒，但我并没因愤怒而放弃探求施政者行为逻辑的努力，而且我找到的结果跟作者李永刚并不完全相同。
李永刚认为，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是一个多方互动的合作产物，从充当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到充当执行者部门与地方政府，再到充当协作者各网站，直到充当自律和相互监督者的网民，尽管这些角色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行动逻辑也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共同需要这样一套监管体系，管制因此成为所有上述角色的“共谋”。这些论述并不符合我的生活常识，我所知道的是，有管制者就一定有被管制者，尽管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现象，但绑匪终究是绑匪，人质终究是人质。但在作者的叙述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被”的中国互联网上，被管制者奇迹般地消失了，化作一缕缥缈的对“不稳定”的恐惧。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作者构想了一套貌似完美，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框架和叙述逻辑，并费尽力气地组织、剪裁、解释材料，以便可以削足适履地纳入作者预设的因果之中。比如，作者认为，网站为了谋求商业利益，选择成为政府监管的协作者。看上去似乎没错，但作者巧妙地倒置了因果。谷歌中国屏蔽搜索结果，并不符合其商业利益。问题在于，网站根本没有可选项，生或死，是个问题，但无从选择。
李永刚说，“互联网上的‘国家防火墙’不是建立在外部，主要是建立在我们心中。”我大致认同这个结论，但要注意，是国家防火墙改变了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心灵导致了国家防火墙。我们的“自律”，不能用来证明防火墙的“合理”。
在书中，作者罗列了一个BBS十大热门话题的统计，发现绝大部分是娱乐类话题，证明网民对政治类话题兴趣不大。这种观察视角实在是我无法理解的。因为网民绝少谈论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问题，就证明网民对污染造成的身体损害兴趣不大？因为谈论工人权利问题的话题很少能进入十大，就证明工人实际上不关心自身权利？
再比如，作者引用了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被问到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时，超过八成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我不知道，如果这个问题改成YouTube、Facebook、Twitter、饭否是否需要被屏蔽或被关闭，结果会怎样。而且在引用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时，作者似乎遗漏了或者忽略了这项调查中的某些重要数据，比如只有8%的被访者认为需要对政治内容进行管理和控制，而支持对色情、暴力内容进行管制的，则超过70%。很显然，对言论的管制，并未得到被访者的支持。
这本书对中央政府以及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管制逻辑的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尤其是关于中央政府的“父爱主义”——管你，是为你好，以及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既要考虑仕途、政绩，又要考虑利益、寻租的复杂心态，可以比较充分地解释监管的内在驱动力。不过作者仍然遗漏了某些重要力量。
2009年，我们经历了绿坝事件、魔兽审批事件、由WAP反黄引发的对互联网的全面清洗事件、以及年尾的“国家队”粉墨登场等，这些事件让我们对权贵、利益和政策之间的关系看得更加清晰。我从不敢假设政策主导者的道德水平比我更高，也从不敢低估权贵的贪婪以及影响政策的能量。就像一艘四处漏水的破船，已经给自己准备好救生艇的人，会更加贪婪地掠夺那些无望的人，因为时日无多，不抢怪可惜的。而且所有的掠夺，一定是“合法”的。
所以本质上，国家防火墙是他们的，我们只是“被墙”，而且这一切正在变本加厉。我看不到作者循循善诱所倡导的宽容与合作，存在任何可能的契机。我感觉本书的作者很可能并不认同他自己的论述，他只是试图站在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立场上，努力去寻求一种合理的解释，同时让这本书可以合法地出版。不过从他开出的轻飘飘的药方看，他可能连自己都没说服。
这本书虽然存在某些致命缺陷，但从理解中国，了解政策逻辑的角度，它仍然值得所有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从业者以及直接从事监管工作的政府官员一读。

谷歌公司(Google Inc.)在宣布可能退出中国以前，长期在业务发展与道德理念之间纠缠而左右为难。最终，其公开支持信息自由的姿态被迫做出了痛苦的让步。

谷歌此举可能会在美国重新燃起一场广泛的辩论，即美国及美国企业应当怎样和中国打交道。考虑到内容审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这种讨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北京通信与科技咨询公司BDA China总裁迪恩(Ted Dean)表示，没有哪家美国公司面临的问题更有可能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以及美国国会的看法。

谷歌进入中国相对较晚。它在2000年开始推出搜索引擎的中文版，但直到2005年才来中国开设办公室，比雅虎(Yahoo Inc.)等竞争对手晚了好几年。谷歌的迟来，让中国本土竞争对手百度(Baidu.com Inc.)获得了足够的时间成为霸主。谷歌高层意识到中国存在的巨大潜在机会，但担心进入这个市场将与他们“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信条发生冲突，也会与他们经常说的“全球共享共用(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的宗旨相违背。

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也因为顺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招致了批评。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因向中国出售帮助政府实施内容审查的设备受到批评。人权活动人士和美国政界人士抨击雅虎帮助中国警方指认一位中国记者；据称这位记者利用他的雅虎邮箱转发了一份政府秘密指令的内容，他因此被判处10年监禁。

2002年，时代华纳（Time Warner Inc.）决定放弃为其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部门组建中美合资公司的计划。一位时代华纳高管当时说，公司担心中国监管机构可能会索要其用户的电子邮件副本。

谷歌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2005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一千多万。2006年，谷歌为中国大陆发布了专用网站版本google.cn，其搜索结果剔除了中国政府认为有政治敏感性的网站链接。

一名谷歌高管当时表示，“虽然移除搜索结果不符合谷歌的宗旨，但不提供信息（或等同于无信息的、严重退化的用户体验）更不符合我们的宗旨。”

所有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不得不承受道德困境的侵扰。传媒公司则更需做出艰难抉择。他们的运营领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属地。该党一直视媒体为进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尽管谷歌中国网站遵循中国的法规，仍曾经受到当局的打压。去年中国政府曾公开批评谷歌包含色情链接。

哈佛法学院教授帕弗瑞（John Palfrey）说，“这是所有大型美国公司就此问题所做的最重要也是最大胆的声明。谷歌今天明确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忍耐程度是有限度的……这是令人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