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TO来制定“低估汇率”惩罚措施，用IMF来评价一国的汇率是否是高或者是低。这样的办法可行吗？中国最看重的是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自主.这样的办法对于中国是无法接受的。其一，谁来保证IMF评价汇率的公正和公平；其二，WTO怎么保证自己处罚的实行。中国一直强调汇率应该以一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于保证经济的发展可以对汇率进行更大的控制。我们可以说中国是自私的，是保护主义，可是你拿它怎么办了？ 好了看看这篇文章吧。

回到1971年，时任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olly)向欧洲各国财长们坦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而今，中国似乎在一报还一报。人民币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现任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4月中旬将面临一个两头得罪人的选择——届时他必须宣布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将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被正式惩戒。它可能会做出回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中国的回应不会包括改变其汇率政策。然而，回避这个问题也会付出代价。在这个时候，让中国过分的汇率政策安然脱身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而言，这将是一种示弱的信号。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Aaditya Mattoo和我本人提出过一种解决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人民币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基于多边规则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任由中美进行双边对抗。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解决汇率问题的天然多边论坛。但IMF面临着正统性不断下降和影响力不足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仍在抱怨，该机构陈旧的治理结构无法反映出当今的经济现实。此外，IMF很少（如果说曾经有过的话）有效影响到大型债权国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对其它国家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IMF及其总裁越来越公开地将人民币描述为“严重低估”，但这一直对中国政府影响甚微。说来遗憾，IMF已无计可施。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制定新的多边规则的天然论坛。首先，事实上汇率低估属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它们综合了进口关税与出口补贴。其次，世贸组织在执行规则方面有更好的记录。尽管并不完美，但它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允许成员国提出和解决争端方面相当有效。世贸组织比IMF享有更大的正统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小国，一直积极地将争端提交该组织解决。人口仅为6.9万的安提瓜，就曾成功地挑战了美国的赌博法。
WTO需要制定禁止汇率低估的新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WTO对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都分别加以惩处，却对“低估汇率”这种致命的组合置之不理。
IMF仍将是全面监督汇率的唯一论坛。但对于那些汇率持续且严重低估的罕见案例，我们设想了一个更有效描述责任的方法——IMF继续承担评估一国汇率何时被低估的技术角色，而WTO则承担执行角色。
WTO如何才能制定这种新规？关键是通过谈判。中国将必须同意与WTO的其它贸易伙伴国磋商制定旨在惩罚低估汇率的新规。作为交换，美国财长下月不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为了让中国更容易接受上述方案，其主要贸易伙伴可以承诺给予中国在WTO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将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们更容易运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来对付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上述办法有诸多好处。中国将成为一种合作方案的组成部分（该方案解决的问题可能远远超越汇率的范畴），而不会被视为双边对抗目标的受害者。解决办法将是制定内容广泛的新规，而不是让人民币重新估值。这也将带来巨大的间接收益。就新的重要规则举行磋商，将有助于重振WTO。由于尚未完成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WTO元气大伤。

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高级研究员

3个记者写的文章，很片面，说到政治，政治是什么啊？你说我，我说你，你说我找些对你不好的方面写，我说你找些对不你好的方面。一句话不客观，不真实。政治真是要人命。看看他们写的吧。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 先是毫无证据地控诉遭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后来又以“最后通牒”的蛮横姿态威胁要求中国取消依法管理否则退出网络搜索市场，继而又是美国政客们和一些政府机构纷纷跳上台面，为其“撑腰打气”，共同演出了一场闹剧。
——一个以拥有雄厚高科技和创新精神而著称的全球最大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终于不再“遵守”在商言商的普世之道，露出一张“政治脸孔”。这不能不让人们质疑谷歌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独立性，及其背后支持者的真正目的。
按道理，已经在中国经营了4年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的“谷歌”，不应该不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经商都应该尊重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的国际商业通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入乡随俗”，赢得丰厚的客户市场与商业利益。
网络空间也存在着主权和边疆，必须受到各国法律法规的管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互联网传播色情、暴力、赌博和封建迷信，发表有关颠覆政权、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仇恨排外情绪的信息，甚至煽动“颜色革命”。
令人遗憾的是，从“谷歌事件”可以看出，谷歌来华的真正目的似乎并非“拓展商务”，而是充当了借助互联网输出思想，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因曾“在原苏联度过童年”，所以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更显突出，他多次向同事和朋友吐露其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
既然互联网是自由的，那么谷歌又凭什么打着“信息自由”的旗号处心积虑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强加于中国，并通过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建立美国的“思想霸权”“文化霸权”？！
谷歌高层与美国官方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据美国《环球政客》网站报道，谷歌是奥巴马竞选阵营的第四大赞助者，目前已有四名谷歌高管服务于美国政府，其中包括将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的前谷歌无线产品管理主管阿加瓦尔，而五角大楼还有一些安全专家来自谷歌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谷歌正在成为一个被政治化的品牌，这或许是政客们乐于见到的，但无疑也是这个已经凭借互联网技术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知名跨国公司的悲剧。当一个商业公司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商业道德准则，人们又凭什么相信其提供的搜索内容不带任何偏见？正如那家披露谷歌与美国政府关系的美国网站所评论的：“当想到谷歌的管理层不断跑往白宫的路上，人们有理由担心谷歌送来的东西，加上了多少美国政治的私货。”
了解谷歌历史的人知道，谷歌创始人相信谷歌有能力“通过信息自由传播民主”，并奉行一个信条“不作恶”——DON’T　BE　EVIL。但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它不是由谷歌公司来单方界定的，更不是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否则对美国有利的就是所谓“善”，对美国不利的就一概冠以“恶”名。而且，也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应该看它做了什么。
更不用说，谷歌地图上清晰地展示着各国军事及其他敏感设施，惟独将美国同类设施打上马赛克进行掩护。一些喜欢使用谷歌的中国网民也许还不知道，鉴于谷歌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密切联系，谷歌用户的搜索记录都将被永久保留，以供美国情报部门掌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谷歌寻求美国国家安全局支持，帮助其分析据称来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并已与美国国家安全局达成合作协议。
中国这些年向世界开放的心态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和意愿逐步完善互联网的管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更何况，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互联网是不可能做到毫无障碍的绝对自由，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也未允许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放任自流。“9·11”事件后，美国为了反恐需要，规定警方有权搜索公民的电子邮件通讯，甚至可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监视公民通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瑞典等西方国家也有同样的法案和规定。
无论是去是留，谷歌和美国政客合演的闹剧终究随着斗转星移而被人淡忘，已拥有近4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也只会日益勃兴。但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清晰并发人深省的是，谷歌事件的背后，美国正在强力推行的“网络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网络战概念的国家，美国正在把网络战作为下一个4年必须应对的现实威胁，美国国防部秘密研发的“网络武器”正企图将触角伸向网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今年1月7日邀请包括谷歌CEO在内的信息与网络经营者参加的小型晚宴，讨论如何利用高科技推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干预行动，鼓励民间运动等，称21世纪的工具诸如微博网站TWITTER、谷歌以及视频网站YOUTUBE将是关键。还有报道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网络战士”也已得到广泛运用。据悉，一贯以网络攻击受害者示人的美国，目前拥有“网军”近9万人，专业黑客达5000多名。
或许谷歌正在做最后撤出的准备，或许谷歌仍在犹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不会因为一家商业公司提出要挟，而允许它破坏市场的规则和法治准则。一家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企图改变中国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行径是狂妄和可笑的。中国不欢迎“政治的谷歌”和“谷歌的政治”。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颜昊)

这几天借着采访“两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同行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可以切身感觉到他们确实很认真看待自己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这个年度重大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各个会议地点的场内和场外，他们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有的拿着录音笔、背着相机，有的手持麦克风、扛着摄影器材，围堵采访各界新闻人物，希望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新闻材料。

在呈现方面，无论是报章或各大新闻网站，“两会”新闻在会议期间往往都获得显著篇幅的处理，许多热点问题通过这些报道和评论被反映出来，体现了媒体促进社会讨论和传播各方意见的功能。

这样的印象和感受或许不是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重大发现，但在媒体依旧是一个敏感社会领域的大环境中，观察一些中国媒体如何在似无实有的限制下，努力且不放弃寻找自己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同时承担风险和挫折，对我这个初涉中国不久的外媒记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中国媒体在尝试设定议程并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对于现实的把握至关重要，这点从“两会”前的热点课题之一，即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声音戛然而止，可以得到深刻的反映。

本月初在“两会”召开前夕，由周报《经济观察报》和中国其他12家地方性或区域性报纸共同发表呼吁中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显然触碰到当局的底线。官方对于一个源自民间有组织性的施压动作的否定，导致一个争议性不大、具有相当社会共识的重要课题成为讨论的禁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

本周传出社论作者之一张宏已被解除《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的职位，《经济观察报》的高级编辑们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重警告，再次清楚地提醒外界，即使是在提倡透明与问责的“两会”期间，看似越来越开放的媒体趋势并不意味一些表达时机和方式的禁忌已经消失。

张宏在对外发出的一封信中形容自己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他说：“我是一位温和的建言者，无意挑起巨大的波澜，只不过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预想”，暗示自己无意冲撞体制，其中流露出来的语气，仿佛是一种对于体制审判的无奈。

此时重温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得不让人觉得有必要仔细咀嚼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与西方“第四权”的观念不同，除非体制发生根本性的体制变革，现实中所谓的新闻舆论或媒体监督在中国，看来还是必须在一个被划定和允许的空间和边界内进行。而这条媒体游戏规则决定了媒体监督的深度和力度，还有媒体与官方不平等的博弈实力。

把握好对制度性问题的关切距离和形式，从而在既存的媒体大环境中充分发挥监督的力量，对自重的中国媒体来说，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平衡考验。而其实越有难度的工作，往往更能体现坚持的价值，还有继续的必要，其中的精神也让人越加感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这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观察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大由软向硬更进一步的重要信号。
按照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监督法》的规定，询问权和质询权本是人大依法行使权力、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的基本手段之一。但在很多人看来，一府两院要接受询问甚至质询，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多少表明被质询者犯有某种程度的错误。在一个长期以来讲究政府尤其是行政权威的社会，人大代表要想真正询问甚至质询一府两院，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在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少见。正因如此，这次吴邦国委员长郑重提出人大常委会的询问和质询制度，虽是落实法律制度，却给有关部门敲了一记警钟，同时也让公众感到更多的兴奋。
从法律上看，人大的质询权，现在只限于以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名义行使，人大代表即便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有意见，也只能通过联名并达到法定人数的条件才能提请人大常委会行使。但从监督权的本质和来源看，行使质询权，本应由人大代表直接依法行使。只是在中国，有关部门担心赋予人大代表太多的、随即性的监督权，会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以法律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这一可控的机构来行使。
即便如此，人大常委会的质询行为启动，更多地来源于人大代表的发起和信息收集、处理过程。换言之，离开了人大代表平日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和信息收集，质询制度就会落空。因此，要真正经常性开展人大的质询和询问活动，以对一府两院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压力，就必须首先保障人大代表的监督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落实人大代表的发言权。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每次各级的人大会，极少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个别发言，整个会议，基本上都是听取几个工作报告，然后在分组审议时由代表团团长（通常也是代表团所在行政区域的党委书记）召集，主体发言依然是那些任有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数代表能够有机会在分组审议中简短地发言，已经是一种荣幸，不过，这些代表的发言，多半也是自说自话，没几个人真正放在心上，更难引起共鸣和辩论。
但从人大代表权力的行使对象来分析，代表的发言，本应是在全体会议上向监督对象提出，继而引起其他代表的共鸣或者辩论，以此达到监督和理性说服的目的。
人大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权被实际剥夺和限制的现实，让发起人无法发动更多的人大代表来参与监督，同时也影响到代表行使监督权的积极性。
通常而言，质询是对某一具体政策或者行为的质疑性正式监督，为保障这种监督的正确和有效，有必要在质询前经历一定的辨别程序。而人大代表的公开发言，正是这一辨别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某一位代表提出质疑性意见后，其他代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或赞同，或附和，或反对，或解释，通过一定的公共分析程序，就可以使质询制度发挥更大的效应。落实人大代表的发言权，还需要督促和保障代表与公众保持接触，这种接触，一来可以帮助代表广泛收集信息、了解民意，二来可以使代表通过与公众沟通，更准确判断一府两院的工作情况，继而决定是否发动质询程序。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虽然这个国家总是宣称“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但实际上，选民要想真正随时联系到代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割裂代表与选民联系的制度和做法，其本质也是使代表们闭目塞听，限制其表达权。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修改有关法律制度和人大会议制度，赋予每个代表以大会发言的权力，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只要某个代表有意愿，就应当无条件允许其在大会作公开发言。唯如此，才能提高代表的监督积极性，推进代表参与质询的效率。

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记生活日记呢？除去那些有记事嗜好的，以我的观察与经验，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做了好事，比如《雷锋日记》；二是遭受创伤。毫无疑问，记日记是表明自我存在的行为，也有自我治疗的作用。
网上流传的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日记可谓例外。被指认的145篇日记，描述的是吃喝、淫乱和收钱的腐败生活，许多人很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写日记呢？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我把韩峰日记理解为自我成就的展示。他是私密的，他也是诚实的，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他记述了自己的生活——无法向任何人言说的生活，官场的得意或许可以向友朋炫耀，灰色收入或许可以跟妻子念叨，但性的捕获和贿赂的收受却难以同别人诉说。在平淡正常的生活之外，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世界，他唯一可以倾诉的只能是一个独自享用的空间。
他是孤独的。他感到自己攀到了某个高度，终于有了成就感，有了诉说的欲望，而且难以遏止。这是胜利者的心态，所以，这是一部胜利者和成功者的日记。尽管只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他所享有的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却无疑超越了卑微的级别，具有权力体验者共通的特征。这种醉人的气息，弥漫在那些精确的文字里。写的时候是甜蜜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其实，只要获得了第一个胜利，后面的胜利不请自来。他隐约觉得职位的魔力，被不可抗力所托起所左右所牵引的快感，一个卑微的生命绽放了。一个有正常欲望的人，在生命的盛年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这是绝对真实的，因为书写的自由与放松，字里行间洋溢着别样的强健和自信，这是胜利者的文体。是肉体向灵魂的倾诉，甚至不难读出某种撒娇的味道：我太棒了，你依附在这样的臭皮囊上是你的福气。
喝酒唱歌玩女人收黑钱，他在官场上一路高歌。“二〇〇七年过去了，这一年我的工作更顺手了，企业规范，中层干部努力而理解我的工作意图，我在员工中的威信高，今年更是全面完成任务，收入又高达 20万元，明年更好做。鉴于此我都无所谓回不回区局了，能再干二年直接回区局干个闲职再内退最好。今年儿子又争气，得到了推荐研究生，不用考了，两年后他找工作会容易多。今年自己玩相机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就会好好地玩到老。玩女人上，终于玩了，又和小盘玩上了，还固定地和谭善芳玩，还有个莫瑶待玩，今年真是交了桃花运，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体。”
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的事情。一个怎样的社会，才能让一个公务员如此记述自己的作为？他以肯定的方式记录自己，钱，色，权，在正常的生活之外，他拥有更正常的私生活和官场生活。他还为自己能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得意，他让我相信，人的欲望如果充分释放之后，每个人都将有这样两重生活：单调的和丰富的，正常的和罪恶的。或者说，如果解除了约束——强制的和自律的，权力拥有者必然拥有两重生活。如果没有这偶然的泄露，他只是官场里微不足道的小吏，他在正常生活里将会继续晋升，得到一个女人和一份不菲的贿赂愈发轻易，他将很快会放弃日记的写作，太顺利的胜利会让人麻木而丧失兴趣。所以，这是一份权力品尝者纯真的高潮体验，他为我们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样本。我以为，他的日记足以让那些抓耳挠腮拼凑官场小说的作家们汗颜。每一个红光满面的贪官，心里都隐含着一个私密的世界。怀揣秘密对他们是一个折磨，他们多想如此这般地写日记。但往上爬的意念阻止了肆意表达的冲动，迫使他们把秘密埋在肚子里。等被无常的命运打入冷宫时，曾经得意的生活就变成了交代和忏悔的材料。重庆强人文强的最后称述可做明证。
韩峰之后，敢于写日记的官员就更少了。他们会揣着各不相同的秘密，平安度过官场岁月，在痉挛中度过余生。
雷锋日记，有人研究说是由笔杆子候补完成的。自从有了自我表扬的日记，就有了说谎话的传统。甚至塑造了标准的日记体。日记说真话，韩峰是一个突破，但他可以预期的结局使真话日记的前景相当暗淡。一个渴望表达的公务员如何写日记，在韩峰之后成了一个大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国家：丈夫必须为妻子的家务活付钱，网吧受到禁止，所有问题都用一种称为“科学发展观”的神奇政治公式来解决。
这些正是昨日中国在北京召开年度政治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际浮现的几个创意。
这个政治顾问机构没有实权，但这并未阻止精心挑选产生的政协委员——影星、身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人士、体育明星、亿万富翁企业家、以及其他“群众代表”——就国家应该如何运行展示自己的想法。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早于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年会将于明日开幕。
在北京市中心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协年会，表面上为中国民主党派统一阵线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旨在给外界这样一个印象，即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愿意协商的、民主的实体。

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但它们的领导层、运作和资金都是由共产党提供的。
“人民政协始终与共和国同步伐，与全国人民共奋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协主席贾庆林表示。
在今年政协会议代表的提案中，《中国美容时尚报》(China Beauty Fashion)总编辑张晓梅提议，立法规定丈夫为妻子所做的家务活支付薪酬。
有一名代表提议禁止网吧，因为网吧对中国的青少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还有一名代表则提议立法禁止销售狗肉和猫肉。
2004雅典奥运会男子跨栏金牌得主、政协委员刘翔提议，顶尖体育教练应得到更好的培训和更高的薪酬。
但是，26岁的刘翔承认，由于自己的训练太忙，他的提案不是他亲自写的，并补充说，如果他自己动笔的话，会更专注于运动员的待遇。
许多中国人对政协年会不屑一顾，视其为富人、名人和官场人士的交流场合。即便是某些政协会议代表也抱怨称，年会已成了名流俱乐部。
许多代表的提案往往被视为是琐碎的，或者只是呼应了共产党的政策。
一名机灵的会议代表主动向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打招呼，介绍他的提案，内容是运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解决国家面对的多数问题。
但并不是全体2374名会议代表都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政治责任。
“今年我觉得不太舒服，”一名情绪低落的代表一边按摩胃部一边说。“所以我没有提交任何提案。”

偶然看到一则陈年旧闻，于是有了以下感慨。
这则旧闻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2003年7月24日在“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将比2000年翻两番，预计达到4万亿美元。鉴于中国2009年的GDP就已经接近5万亿美元，吴仪当年这一不算太保守的预测未免显得滑稽。
我想，就算中国政府的官方智囊机构再无能，吴仪副总理也不至于真的相信到2020年时中国的GDP只折合四万亿美元，因为这一数字完全没有考虑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因素，只是把中国2000年折合约1万亿美元的GDP数字翻上两番了事。好在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是否依然坚持GDP在20年内翻两番的既定经济增长目标，至于实现翻两番后的具体GDP数额应是多少倒没什么人去较真了。
表面上看，吴仪把中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目标落实到了具体数字上，似乎平添了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可实际上，这一数字毫无参考价值，应该说也是政府的一种形象工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最近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持股报告，依然延续着中国政府这种“粗看清楚、细看糊涂”的数字学。报告称，中投购有摩根士丹利价值17亿美元的股份、贝莱德价值7.13亿美元的股份和花旗集团价值2,970万美元的900万股股份。但中投这份报告没有说这些投资是何时进行的，也没有说这些股票是以什么价格购买的，因此外界难以衡量这些投资的表现如何。当然，美国证监会关心的是中投持有美国哪些公司具体多少股份，至于它这些股权投资具体是赔是赚美国人可能并不关心。
但外国人不较真，中国人却不能不认真，因为中投是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去投资的。可看罢中投这份数字充斥的报告，原来不知道而又想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许多实际情况即使你事后知道了，也是白知道。中国政府在其《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中说，2007年排入水中的污染物总量为3,030万吨，比2008年一份报告中所说的1,380万吨高出一倍多。政府在2008年这份报告中说，2007年的水污染比2006年下降了3% 。而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发布普查结果时却表示，国务院在确定开展这次污染源普查的时候也已经明确，这次普查的结果与“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的考核不挂钩。也就是说，尽管中国2007年的水污染物总量陡然增加了一倍多，但中国政府2007年将水污染物“减少”3%的政绩却不会被抹杀。
如果政府官员的数字观总停留在信口开河地报数字，处心积虑地堆砌数字，或是堂而皇之地无视数字，中国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又如何能得到有效落实？

李庄认罪背后的丛林法则当李庄在二审中表示认罪后，一些主张李庄有罪并希望其得到惩罚的人，就像赢得了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一样兴奋，并认为李庄是罪有应得。而一些主张李庄无罪或是主张司法机关违背法定程序的人，则对此深感沮丧，并认为李庄不够坚定。在本文中，我想基于自然或丛林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区别，对李庄的认罪行为进行粗浅的讨论。
人类若处于自然状态，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法律之类的规则，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以求自保，或是增进自己的利益。支配自然状态的是强力，而不是规则。但在社会状态则存在法律或类法律的规则，强力的运用受到了规则的规范与约束，而这些规则的贯彻则依赖于公共权力。
行使权力也要遵守规则
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越是专注于贯彻既有的规则，而不是专注于实现权力掌管者的私利和野心，并且公共权力的行使本身也受到既有规则的约束，而不是任凭权力掌管者肆意妄为，这个社会就越是远离自然状态，反之亦然。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任何行为，都不太会激起人们在道德上的谴责。
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也可能出现局部的丛林状态。例如，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为了泄愤或谋财而杀人，必然会激起人们的愤慨与谴责。但如果这个人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又设法杀害看守而逃跑，他的后一杀人行为所激起的道德愤慨肯定会小得多。因为，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这个人就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就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个人与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是差不多的。
对李庄认罪行为的评价，必须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果李庄在重庆看守所的安全能够依法得到保障，并能得到人道的对待，同时重庆的司法机关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么不论李庄实际上犯罪与否，他都会因为在二审中认罪而受到人们的指责。
如果李庄确实犯有伪证罪，不但他作为律师知法犯法的行为应该受到责难，而且他在一审中毫不悔罪的强硬态度也一样难辞其咎。如果李庄并没有犯罪，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公正的司法机关所主持的公正的司法程序中，他竟不努力用事实和法律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通过软弱的乞求来躲避惩罚，人们当然有理由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实际上，人们还可能为他以前的当事人深感惋惜：他们竟然不幸找到了一名如此软弱的辩护律师！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看守所并不以确保嫌犯的安全而著称。这一点重庆也不例外，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庆已经连续发生了两起嫌犯在看守所意外死亡的事例。而且在这种事例发生之后，人们总是不敢期望会有公正独立的调查，也很难看到有谁为惨剧的发生负责。
至于重庆的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中是否严守法律，我只能说，即使是根据打黑者自己的言论和支持打黑的新闻报道，人们都能看到司法机关已经广泛而系统地背离了法律的条文与精神。重庆某些政府部门，甚至公开要求涉黑案件的辩护律师“不要拘泥于案件细节”。但如果在刑事辩护中可以不顾细节，那么刑事辩护乃至审判中的事实调查过程几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例如，在一起凶杀案件中，嫌犯是否在犯罪现场出现过，嫌犯衣物上的血迹是否源自死者，凶器上是否有嫌犯的指纹，这些问题哪一个不与罪成与否关系密切呢？这些事实的认定哪一个不涉及细节呢？实际上，哪怕是最庞大的犯罪行为，也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被策划和实施的。不能放弃程序正义
实际上，在不断披露出的事实面前，不少支持打黑的人已经放弃了法律或程序上的辩解，他们开始直言不讳地宣称，在打黑的“非常时期”，可以不顾法律规定和放弃程序正义，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无需程序正义就能实现实体正义的主张，简直和无需饲养蜜蜂就能收获蜂蜜的主张一样可笑。
如果为了打黑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直接将人判刑甚至处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死去的聂树斌们鸣冤叫屈呢？司法机关在办理涉黑案件中可以违背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办理凶杀案件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了惩治犯罪而违背法律，这与其说是实现正义，不如说是发泄私愤。这种做法与心怀不满的人在大街上进行机枪扫射，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如果看守所里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司法的公正又难以得到确保，那就意味着相对于李庄的公共权力，可能会偏离执行既有规则（即现有的法律）的宗旨，并有可能失去既有规则的约束。这样一来，李庄和相关的权力掌管者之间，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然状态。在强力支配一切的自然状态中，相对较弱者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害而乞怜于较强者，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之处。
当一只落入虎口的绵羊为了引发老虎的慈悲，战战兢兢地为老虎梳理皮毛，我们怎么能忍心责难它呢？如果它竟因此侥幸脱险，我们只会为它感到庆幸；如果它最终仍葬身虎腹，我们也只能为它感到惋惜和悲悯。

岁末年初，在网络世界里，谷歌一纸退出中国的声明真可谓是一石击起千重浪。其实对于网络审查制度，一直生活在新加坡的我是没有多少切肤之痛的。记得 数年前就考虑过是否回国教书，当时舍不得的几个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搜索研究资料的自由与畅快。如果我以后在学术上真的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自由的网络真的让 我所获良多，而我在国内的同行们就没有如此的好运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谷歌只是一家商业运营的公司，其公司运作的最终目的只不 过是为了盈利，以满足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是，这样一家公司怎么样会闹到要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也是最有前景的互联网市场退出呢？从商业的角度 来看，这种态度实为不智。对此，已经有分析者指出过，谷歌这家公司其实是夹在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政府之间，左右不是人。再加上去年 自绿坝事件等一系列举措开始，中国对于互联网的审查制度日益严苛，其中更是对谷歌以涉黄为理由大加挞伐。就算谷歌不退出，其市场份额日益被其它中国本土搜 索引擎蚕食。最终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退出市场虽然在暂时利益上有所损失，却维护了自己保持公正、开放的品牌价值，以重申其“开放社会”的企业原则。在 这种意义上看，其所失虽巨，却不无所得。

再看事件的防守方，即中国政府，在事件开端的短暂沉默之后，则迅速作出激烈的反弹，各大媒体与 网站都高调地大加讨伐美国政府与谷歌公司。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记者会上表示，外国企业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公众利益和 文化传统。如果说到前者，即法律规定，自然说得过去。但说到中国的公众利益甚至提到文化传统则有待思量。其实，我所知道的是，中国历来都有提倡自由表达民 众意志的传统。在战国时期编纂的《国语·周语上》就有著名的《召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其中召公就有一段无比著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 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段话如今在大陆由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从而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谁说中国就没有这种 让民间意见得到自由表达的传统呢？难道我们中国就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传统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在这个事件之中，一方像砌墙一样步步为营 却又左支右绌，一方则充分利用民众渴望自由表达和获取信息的心理站到了道德的高点。何者更机巧，何者更被动一目了然。

商业社会终究是利益第 一

事件到了这一步，看起来谷歌完全是一副道德捍卫者的角色。其实，说到底商业公司最终的诉求还是利益。我们回顾一下，谷歌公司最初进入 中国时也是同意对搜索结果作审查与限制的，以此来换取在中国的经营许可。如果真是一直是以道德操守作为最高标准的话，当初的妥协就不可理解了。从如今的退 出来看，其商业道德确实是有的，但是并不是不可用经济利益来加以衡量的。赚得钱够多，它才会放下一切，如果经济利益不够大，那么选择退出回归到自己的道德 高地，则不失为一种商业上的合理抉择。

如果我这里说得还不够清楚，那么我们来看看微软的比尔·盖茨对此事件的表态吧。他在1月25日 说，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很有限，并指出其它国家也有类似措施。很快中国的各大报章及网站都把这位IT界巨头的表态放到了显著的位置大肆宣传。难道盖茨及微 软的道德操守就逊于谷歌吗？当然不是，微软的总裁巴尔默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真相：“微软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不打算撤出中国”。在商言商，谷歌退出中国是 因为商业利益得不到保证故退而求其次，而微软替中国说话也只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二者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在这二虎相争之中，微软因为主攻操作平台，而 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故而乐得置身事外而已。在这点上，谷歌输掉了一局，但也是各取所需，摔倒了，临走还抓走了一大把土。

虽然，这只是一件由商业行为引发的事件，却昭示了一个不好的苗头。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执行开放的国家政策，然而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同 时，政治层面的开放却一直远远落后。中国如果真想融入世界就需要遵守国际通行的道德准则，而不能总是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中国可以抛弃谷歌，但中国终究不 能抛弃世界。至于搜索引擎以及其他新兴的网络工具，它们让普通民众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自由地了解他们想了解的真相。而这些，你如何封堵也是封堵不 住的。我们还是套用那句中国的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