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国进民退”成为热议话题。一直到我写作这个专栏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试图论证“国进民退”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倒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倒是有高级官员出面澄清，认为不存在这一景象。

3月2日，在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他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君则表示，去年以来，山西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煤炭资源重组，整体来看，并不存在社会上所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更早的一些时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009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出身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马建堂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中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数字都是逐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他因此说：“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些高级官员以统计数据说话的方式，再次证明“数据里面是有魔鬼的”。因为，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这几大指标来看，从1978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都是在逐年下降的。所以，这些数据既不能证明“国进民退”，也不能证明“国退民进”。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行业中。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国进民退”成为热议话题。一直到我写作这个专栏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试图论证“国进民退”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倒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倒是有高级官员出面澄清，认为不存在这一景象。

3月2日，在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他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君则表示，去年以来，山西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煤炭资源重组，整体来看，并不存在社会上所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更早的一些时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009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出身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马建堂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中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数字都是逐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他因此说：“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些高级官员以统计数据说话的方式，再次证明“数据里面是有魔鬼的”。因为，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这几大指标来看，从1978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都是在逐年下降的。所以，这些数据既不能证明“国进民退”，也不能证明“国退民进”。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行业中。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当“国进民退”浪潮发生的同时，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在中央文件中看不到这一名词，甚至有很多决策层人士彻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在经济理论界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门现象”。“发明”了这一词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是这样描述的：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这三大特征之形成，是从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就发生了的。在一开始，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无知觉，直到两年后调控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事实的生成。2006年开春，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这段文字有着无比之辛酸，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投降书”。后来这几年的事实发展表明，冯仑的结论只给对了一半，民营企业如果自甘“偏安一隅”，那么，“做点小买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上游领域被垄断控制之后，下游的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其实已被彻底钳制，近期以来，在中国民营实业界四处弥漫着颓废和投机的气息，士气之低迷可谓是1990年以来所仅见，应该与这种政策逻辑不无关系。

细嚼“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一词，都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或已成对立的“争利之势”。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试图回避这一事实，那就真成了埋头于沙堆中的鸵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