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朋友那里拿到了我的电话，就不停地打，我一接就挂断。”60岁的广东增城官员邱伙胜在法院上供证时表明，他深陷贪腐案与情妇并非主动，全属对方自动找上门来。
然而，在经过多次“骚扰”后，他终于在“好奇”心理的作用下，与这个后来成为他情妇的韩姓女子见面。在继后5个月的包养关系期间，两人开始了讨价还价式的财色角力。
邱伙胜供称，他给了她三次钱，第一次23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万7000新元），第二次50万元，第三次25万元。他说三次都是韩某索要的，理由是怀孕了，要到国外生孩子等。
于是，在1999年至2002年间，邱伙胜利用他担任增城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向市经贸委主任、政府副秘书长、刑警队长、公安局副政委等数人索要贿赂，共计105万元。事后，邱伙胜在职务变更等方面为上述人员谋取利益。
本案1月27日在广州中级法院审理时，数名行贿者称，邱伙胜在索贿时都泪流满面，托辞家中有急事或遭人勒索，没钱会“家破人亡”。
地方官因贪腐落马，在中国恐怕已不大算新闻了，但是邱伙胜案依然成为网民与各家媒体关注的热点，正是由于“情妇逼腐”、“含泪索贿”的情节太富有戏剧性。在消息见报后，邱伙胜并没有得到舆论的同情，而是招来不绝于耳的痛骂声，强调绝不能因为他有“流泪”情节就从轻发落。
彪悍的情妇，脆弱的官员——这大概是中国官场的独特现象。就在同一周，广东省盐务局原局长沈志强出庭受审时，也辩称是在情人的死缠烂打下才无奈索贿。据沈志强说，情妇要挟他收黑钱，否则就将他们的不正当关系曝光。此外，正式数据也证实，大凡贪腐官员背后都有情妇：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情妇的问题。据说，情妇已经成为侦查部门查案的突破口，只要找到了情人，一般就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当然，一个官员拥有多名情妇，最终被“情妇团”扳倒的案子，社会也偶有所闻。
在中国报纸上读到这一类新闻，很难不感到啼笑皆非。它一方面凸显了反腐的苦心以及透明程度——将贪官、情妇以及行贿人都搞上法庭去受审，用他们的经历以警示官场衮衮诸公。另一方面，也感到反腐要靠情妇突破的无奈。
没有人能够强迫成年人维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此所谓“情妇逼腐”之说，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官员纷纷在“情妇门”上摔跤，却是凸显了官员平时即拥有很大的寻租、腐败空间与权力。情妇只是诱发他启动了机制，将潜在的权力化为实际的物质利益。
“红颜祸水”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古代故事中不断出现君王所谓的被“女色所迷”，导致祸国殃民结局的悲剧。事实上应该检讨的是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或少数人之手的制度之失，但是书写历史者往往将罪责归咎于女子。时至今日，“红颜祸水”的故事还继续上演，说明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权力分散、监督与制衡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成。
中国政府高层将腐败问题提高到“亡国亡党”的高度，对于反腐展示了高度的重视。而在遏制权力独大的方面，也形成一系列安排，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巡视等等，对于这套制度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年，贪官落马不少，似乎说明了反腐工作的成效；但官员“前腐后继”，又说明打击腐败仍需要形成制度的外部监督。这一年来，官方提倡网络反腐，设立举报网站，是鼓励外部监督的表现，但那只能击破个别案子。制度性的监督与制衡，仍需要切实推行财产公示制，发挥人大的问责作用，由此彰显当局整顿吏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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